过去一年半里，中国逮捕了数千名公职人员，赢得海内外一片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要数那些涉及中共高官的，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但当企业高管成为目标时，反腐运动却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虽然民营企业的不法行为一直受到积极的曝光，但当涉案的是国资背景的企业时，调查人员却往往宁愿不去招惹是非。
    人们常将腐败肆虐归咎于官员的亲信，而不归咎于为犯罪开启方便之门的有缺陷的治理。这些亲信虽然自身不担任公职，却在公职人员的纵容下窃取了大量国家财富。这只会加深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一种模式化印象：无商不奸。
    毫无疑问，一些民营企业家确实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这不是一切的根本，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起作用。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此后的25年里，许多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过去10年里，这股趋势几乎已完全逆转。举个例子：从2005年起，国有控股石油和金融机构（主要为银行）创造的利润，每年都占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1996年政府税收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13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3%，扭转了早先大幅下滑的趋势。
    就连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说：“今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4%。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这个数字基于一个更广泛的定义：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有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以及国有经营性资本收入。这个比重上升得很快，按照许善达给出的数字，这个比重在3年前为31%。
    许多国有控股企业都已上市，政府手中的剩余股权占比低到30%或40%。但说到谁才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该效忠于谁，大家对此都没有疑问。中国年轻人找工作时大多选择进国企。国企招聘活动上应聘者的队伍很长，这一场景令人沮丧。
    中国的民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多数民企依然太小、太缺乏经验、太脆弱，难以成功。许多民企都是投机性质的，做上几个月或几年生意就关张。它们必须要应对公众的敌意和无法保障它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法律制度。受贪婪及歧视驱动，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迫寻找非法的捷径，尽管这么做会危及自己企业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性命。
    民企仍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系统性歧视。比如，地方官员担心，将公共项目合同授予民企而非其国企竞争对手，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仕途。
放贷的银行也存在这种歧视（银行高管放出的贷款若变为坏账，将面临遭解雇的风险），除非借款人有政治人脉。民企破产时，不会悄无声息地了事。倒霉的企业家要在社交媒体和国有媒体上受到大量责难，国企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声誉风险。
    国企主导着每一个有丰厚利润的市场：从电信到烟草，从保险到基础设施。国家放开了某些行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但都是些竞争激烈、利润率不高的行业。如果沃伦•巴菲特被允许在中国自由投资，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肯定也会把钱投入政府所选择的利润丰厚的市场。
    有限的证据显示，民企的财务业绩甚至逊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的企业。如果算上每年破产或自愿关门的数千家民企，这幅图景就更惨淡了。
    这种敌视民企的态度有着潜在的不良影响。许多投资者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是风险较低的投资对象。这可以理解：过去20年，多个涉及欺诈和经营风险的案例严重伤害了民企。
    这样下去必定导致国企规模更为庞大。或许这就是中国公众想要的。但是，如果中国想杜绝商业腐败，这可不是个好的起点。